专项04信息类文本阅读（四）（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材料一：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为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我们有谁曾认真地怀疑过这事实？我们又有谁曾想为这原则探讨过存在的理由？），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不发生了。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含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童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但是人毕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一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材料二：作为一本完成于1947年前后、讨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书，《乡土中国》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影响，是因为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巨变，但是许多乡土的、乡村的或者说基于人际关系的属于中国人特有的东西在城乡之间似乎都还存在，比如我们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体性的生活、社会的共同发展、共同享有改革发展成果……实际上这些都与乡土社会原有的共同体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今天重读《乡土中国》，无形中就可以去认识变化前的乡土中国，然后再去理解如今变化后的乡土中国。《乡土中国》是在1948年出版的，当时大家所面临的是一个新中国即将诞生，未来的新中国和旧中国究竟怎么不一样，新中国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费孝通当然是在思考像这样的关乎未来中国走向的大问题。他强调了当现代国家建立后，必须把一个原本是内生性的互惠关系放到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当中，使得一些公共利益转化成了私人的交换。这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没有完全讨论到的，却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需要注意的。与此同时，在现代国家里同样解体的还有双轨政治，费孝通在《乡土重建》里强调了双轨政治，也就是理解中国政治的两条轨道：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的轨道，另一条是民间自发的自治轨道。当国家力量过于强大，一直深入到基层社会后，因为很多时候不熟悉地方的生活特征，所以就会带来一些特征性的转化，如今我们对基层的改造也面临乡村治理政策如何能够真正落实和可持续的一些问题，而且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乡村治理如果不能使基层百姓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让他们发挥力量，那么就很可能会造成一种可持续性的危机，所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讲到的自治性隐含了给予乡村社会自我发展空间的一种期许。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乡村治理的成本会非常高。甚至当国家过度下沉到乡村以后，可能会带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的一些问题。当今的中国已经选择了从一个自我封闭起来的乡土中国走向现代世界，通过诸如“一带一路”等不同文化、文明互鉴的举措，试图用中国曾经的文化逻辑服务于世界文明，从而寻求在走向世界性的过程中化解矛盾。因此，人类学、社会学应当注意基于互惠社会的研究价值对未来中国走向世界所具有的指导价值，基于这种互惠原则，未来中国将从一个地方性的社会存在变成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存在。这其中会遭遇许多挑战，也会有许多博弈，但中国如何做出自己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费孝通曾经讲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得到了今天许多人的赞同，从中可以看出他已经跳出了原来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关注到从乡土社会进入到世界社会之后大家如何相处的一些原则，这四句话无形当中也把中国推向了世界。（摘编自赵旭东《从<乡土中国>中理解中国社会》）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如果社会不把个人的出生作为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很多纠纷也就不会产生。B．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含义，比如“外婆家”就充满着地域的意义。C．乡土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因人口的繁殖，土地需要扩大，这就使乡村社会发生了流动，社群在地域上分裂了。D．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完成于七十多年前，我们现在重读这本书可以认识变化前的乡土中国，也可以理解变化后的乡土中国。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巨变，但很多属于中国人特有的东西在城乡之间似乎都还存在，因此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仍有价值。B．费孝通认为，现代国家建立后要把一个原本是内生性的互惠关系放到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当中，这会导致一些公共利益转化成私人的交换。C．费孝通认为，中国政治有两条轨道：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的轨道，另一条是民间自发的自治轨道，而事实证明，后一条轨道优于前一条轨道。D．现在的中国选择从乡土走向现代世界，试图用中国曾经的文化逻辑服务于世界文明，基于互惠社会的研究价值对未来中国走向世界具有指导价值。3．下列各项中，不符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原则的一项是（       ）A．在古代中国，汉字这种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历史上没有中断，延续到现在，它对我们的思维、阅读和书写都有很大的影响。B．“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中国经济、文化走向沿线国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使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相通。C．不同文化类型应当超越各自传统的生活形式的基本价值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并在一种和谐友好的气氛中消除误解，摒弃成见。D．陶渊明的经典之作《桃花源记》被再创作，杜甫的照片被涂鸦，《静夜思》等原本体现诗人情感的古诗词被改变得面目全非。4．为什么说“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请简要分析。5．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材料二有关乡村治理的观点，简要分析湖南沅陵县麻溪铺镇马家村乡村治理成功的原因。湖南沅陵县麻溪铺镇马家村曾是一个较为涣散的村。近年来，村里成立了“幸福基金会”，对遵守公序良俗、村规民约的典型代表进行评选奖励，评选孝老爱亲好儿媳、教子有方好父母、见义勇为好榜样、互帮互助好邻居、勤奋上进好学生；组建了村民志愿者服务队伍，带动全村开展环境整治，村容村貌明显改观。（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材料一：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又好像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恻隐之心并没有使孔子同意于取消相当残忍的行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曾子易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材料二：我曾在有关论著中指出，在中国文化中，当制度没有了礼的精神，就成为机械死板的框框；当社会没有了礼的统治，就变成没有灵魂的机器。今天的人，在西方思想影响下，或者普遍认为只有民主、法治等制度才是决定一个社会是文明、进步还是野蛮、落后的主要标准,但若衡诸中国文化，因为文化的逻辑不同，制度至上、规则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是行不通的。礼治思想代表了中国文化需要从伦理道德角度来建设理想社会秩序的重要特点。尽管近代以来人们大量批评儒学的所谓“泛道德主义”，可是如果我们从中国文化的习性出发，即可发现这一批评之片面。不管现代人是否承认，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重建秩序，而不能过多地指望法治等制度建设。所谓伦理道德，并不就是今人通常所理解的道德说教，而主要包括社会风气的改造，行为规矩的塑造，社会道德的提升等内容。我们要明白，中国人历来都是相信非正式的制度胜过正式的制度，习俗、传统的力量大于制度、法律的力量，心理上认可的权威大于官方政策的权威。如果法治代表的是用统一的、一刀切的制度来管理这个社会的话，礼治代表的则是通过习俗、传统和规范的力量来管理。中国人认为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凡是不符合人情的制度、法律和规则，随时会被人们根据具体情况变通。所以，礼才是维护社会和人间秩序最重要的纽带，礼比法更能发挥约束中国人行为的作用。“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自古以来不重视法律，或中国文化不需要法律。我只是说在中国文化中礼大于法，没有说以礼代法。可以这样说，礼是中华文明成为文明的关键所在。（摘编自方朝晖《礼治与法治：中西方制度的基础研究》）6．下列对材料一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举颜渊问仁的例子是为了证明礼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